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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而此中之策，以百姓恳田、将来收赋税之行，刘釜习惯性将之定义为“民屯”。只是此间之于“民屯”，与汉文帝十一年（前169年），初次实行民屯制，相差巨大，倒是于曹操在数年前的民屯制相近。

    实以刘釜之于民屯计，百姓之于生活生产，行以官寺管理指导，以行收缴交易之粮。这里之主体，以为百姓，也是让百姓之于获利巨大，有形于农庄陌生。便如郑俞一家，待田亩到达一定上限，屯田此地，是以可行雇工之法，加以田园耕种，扩大产量。

    与此相对应的，则是“军屯”。

    军屯制度，发源于汉武帝时期，元狩四年（前119年），武帝即以兵员五、六万之众，于西北之地屯田。此中节点，可以说是往后各朝代，行以军屯之始。

    时间辗转，到了元鼎六年（前111年）时，武帝在以朔方、河西、上郡等郡地，治以田官，形成了更为系统化的军屯办法，此略之下，导致六十五万之汉军，加入到军屯浪潮之中。

    后又延伸到西域诸军地，可见之，当时之策，便是往后各朝代之策，主要还是于边疆之地实行军屯。原因无外乎于边疆之所在，乃大军集中之地，亦是军粮之所需之地。

    直到光武帝再兴汉室，方开始进行内郡之所屯田。

    刘釜之策类似，在于益州郡等多地，数万兵士为迁移百姓恳田基础之上，行之以军屯之法。其中屯种者为各部军士，但收集管理者，为田吏。

    以史为鉴，可知兴替。

    效仿武帝之策，屯田者，与管理者分开，这也是为了防止屯田之地发生腐败之事。所得之产量，则是由兵曹进行分发统一调度，且接受地方官吏百姓之监督。同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在明之正统后期，以侵占军屯之所，以为勋戚、军吏所占，导致屯兵之逃，军屯制度之于败坏。

    而以种田为生息之所在，想要获得更多粮食。除了扩大田地面积外，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每亩地之产量。

    提高亩产，策略不过数种，一为优良之种粮，二为肥沃之土，三则是为肥料，四以为农耕器具，至于其五则是浇灌之渠。

    种粮之事，刘釜在安夷、南安就有实行。时已农人挑选颗粒饱满之粮食，以行收买耕种之用。但实际此策，并非刘釜原本所想。

    即要解决民生，关乎吃饭问题，他一直有个打算，即于南中平定后，结合各地区实际，以不同之种植之物，兴建一批农事试验之田，以专做选种之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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